他们在行动!——海外的台湾左派运动

admin · 發表於 2020-3-25 15:55:37

一、前言：从一九七○年代的保钓勾当谈起

台湾凡人对保钓勾当的印象，除这几年来不时有从北海岸出发前往钓鱼台列屿的保钓船，与日本海上保卫厅的舰艇发生衝撞而引来一些媒体关注之外，就是四十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的一场爱国运动。当年的参与者，所谓老保钓，如今也都过了耳顺之年。从 2009 年在新竹清华大学举办的保钓文献会议，到 2011 年在世新大学举办的保钓四十周年会议，我们在现场看到的确实主若是一群六、七十岁，头髮花白，不少已退休的老留学生、老学人，其中大半还是理工科出身的。这些人当然已过耳顺之年，可是发起言来的豪情与风格却都还不输时下愤青，可以看出这是一场青年勾当对参与者一生的衝击与影响，让他们在生命的深层还保留著青春状态。所以说，保钓勾当是远远不能被政治的、爱国的概念来框限住。这是本文要试探的其中一个面向。

1987 年解严之前，海外台湾留学生具有群眾性质的政治勾当首要发生在北美洲，一个是台湾独立勾当，此外一个即是保卫钓鱼台勾当。台湾独立勾当根底上是以右倾的亲美反共思维為其意识形态，当然有左派台独存在，但只是全数台独勾当裡的边缘分子。相反的，保钓勾当一开始就有受到社会主义啟蒙的左派学生参与其中，成為最大的主导力量，并且还将勾当转化為中国统一勾当。而当时中国正是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涨，成為全球青年进步勾当的理想标竿，因此当年狠多参与保钓勾当的台湾留学生不单曾被四○年代全球青年造反勾当激烈衝击，还受到文革理想深刻传染感动。可以说约略同时在一九七○年代初发生的这两个台湾海外留学生政治勾当，是台湾战后新生代来到美国留学今后，一左一右的两个勾当。从这个观点来看，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保钓勾当就不只是一场爱国保土勾当，更是一场海外台湾留学生的左翼啟蒙勾当。

台湾保钓勾当

四十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保钓勾当随著转化成统一勾当。就像五四勾当，它发祥於一场学生爱国运动，这个「国」原初是一个广义的中国，但接著保钓高涨而来的冷战场所场面的巨大变动，在 1971 年 9 月在密西根州安娜堡举行的国是会议今后，这此中国就由中国大陆来代表了。由此，海外保钓勾当遂转化成為中国统一勾当（简称统运）。於是这个原初的、较為素朴的爱国运动就带上了左翼的色彩，这几乎是 20 世纪第三世界知识青年寻求国家自主与民族解放的命定门路。

这样的一种左翼的爱国运动，或说民族解放勾当，根底上有著两个特质：其一是反帝，其二是社会改造。招架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一九七○年代的情境下，就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及其对第三世界的侵凌，而寻求国家的主权独立。第三世界的社会改造就是认為原本抵抗不了列强侵凌的、落后的、反动的社会政经系统方式，必须经过彻底的改造而走向前瞻的、现代的、真正民主与等同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当然不是美帝所代表的政经系统方式与意识形态所能供应，因此必须另寻出路。从保钓到统运之路根底上就是这麼一个左转过程，一方面招架美帝将中国河山钓鱼台机密买卖给日本（一个前帝国主义国家），此外一方面中国大陆的主权独立与社会主义改造，出格是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则供应了追求理想社会的另类蓝图。

从保钓到统运，在几乎全数一九七○年代吸引了狠多台湾赴美留学的知识青年，不少人以身相许，成為他们一生中抹灭不了的青春感情，因此我们今天还能在四十年后看到这些人重新会议、相濡以沫。

1970 年底开始的海外保钓运动，在 1971 年 9 月转化成统一运动，然而这股动力在 1976 年文革竣过后开始衰退，而在 1979 年邓小平採取反向的改革开放政策今后，更失了原初的动力，遂沉寂下来而进入尾声。今后又随著中国大陆的改弦更张与苏东集团的解体所带来的全球左翼勾当的大退潮，於是这个涵盖全数一九七○年代的广义的海外保钓勾当的左翼内涵也渐渐模糊，抽象的「爱国」几乎就成了如今回顾的板滞印象。

可是正如五四勾当有其多重的面向与丰富的意涵，而不能板滞地被限定在爱国运动的范畴，保钓勾当也有其多重的面向与发展。首先，保钓勾当不只发生在海外，也在台湾与香港爆发而且各有著深远的、多於爱国运动的影响。保钓勾当在台湾的部分，我在十年前出版的《青春之歌》一书，记录了1971 年到 1973 年台大学生的保钓学运过程，今年我在世新大学举办的「保钓四十周年──理想还在呼喊」的会议上也颁布了〈七○年代台湾保钓勾当的宝贵资產〉一文，阐述当年台湾保钓勾当的多面性，和对那一全数世代人的影响。这一部分在此就再也未几言，本文要讲述的是一向较少言及的保钓勾当背后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不会对中国大陆的政策视为心腹，而较為强调台湾本身解放力量的「海外台湾左派」的来龙去脉。

台湾留学生的海外保钓勾当转化成统一勾当今后，根底上只能在海外华人与留学生圈子裡活动，较难在台湾本土有著力点。但是这裡要讲的这支海外台湾左派则有著此外一番光景，首先它胎动於一九六○年代初期，其中部分人士积极参与保钓勾当，成為影响钓运发展的重要成分之一，同时它也从钓运人士中吸纳更多新血。在海外钓运／统运沉寂今后，这股扩充后的力量继续面向台湾，不单从一九七○年代就开始奋力支援台湾的民主勾当，并在一九八○年代今后一样成為促成台湾社会勾当发展的重要力量。可说从六○年代初活跃到台湾解严的八○年代末，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辰。

海外台湾左派是一个概括性的称呼，这群人除思维上受到马克思、与毛泽东的影响外，还有几个特点：

1. 台湾解严前，他们因為各种原因，包括上了黑名单，甚至被撤除护照，或因学业尚未完成，根底只能在海外活动，出格在美国。

2. 他们不以「民族本位」来思考问题，但根底上也不质疑自己的中国人的成份，并且根底一定从辛亥革命到四九年解放的中国现代革命路子。

3. 他们认為台湾问题和更大的整此中国的问题必须放在相对付於欧美日的第三世界的视野来检视。

4. 他们大多数不认為台独是条出路，因此不属於台独左派（但有少数台独左派也源自这群体），但对台独勾当的发生抱著歷史性的同理心。

5.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如何统一的看法上。基於对台湾曾作為日本帝国殖民地，和那时正作為美国保护国而位居冷战前方，这两段歷史出格性的理解，他们认為台湾不能只是等待祖国的解放，必须发展出自己的社会解放力量。就是说，必须有台湾人民积极参与在内，才是最理想的统一与解放。当然这样的看法与立场其实不是那般涇渭分明。由於他们根底「面向台湾」，认為台湾社会在经过五○年代白色可骇的左翼断根今后，必须有自己左翼力量的重生与茁壮，因此他们与海外统运和台独左派之间也就存在著一些模糊空间。在这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辰，由於发生过多次歷史性的变局，这批海外台湾左派在不同期间面临不同的形式，而有著不同的课题与行动。同时也陆续有新到的年轻台湾留学生加入，切当能呈现出一个上下传承的线索与特质，可让我们称之為海外台湾左派。因此以歷史性事件為纲，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為几个期间：保钓前的六○年代、钓运／统运的七○年代和后钓运／统运的七○年代。在分袂阐述这几个期间之前，让我们先来考核一下当年的时代背景。

二、解严之前台湾留学生的时代背景

（一）大批来到美国的台湾留学生

海外台湾留学生的保钓勾当在一九七○年下半开始酝变成长，在 1971 年4 月 10 日的华府保卫钓鱼台大示威达到最高涨。1 那天估计有 2,500 人参加，其中 3/4 来自台湾，1/4 来自港澳。这是个不得了的数字，北美洲各地的台港澳留学生那时总共二万多人，当然参加者也包括一些已毕业事变的学生和各地华侨。在那经济并不充裕的年代，他们必须包巴士、搭飞机，或开车，狠多是远从西海岸或加拿大，在 4 月 10 日那天聚集到华盛顿首府来。而不克赶赴华府的也在各地举行数百人之眾的示威游行。可见这个勾当在北美台港澳留学生界影响之广。

一九七○年代之初会在远隔重洋的美国爆发这麼一个影响到那一全数留学生与留美学人世代、强而有力的保钓勾当，是有其当时的出格背景。不只保钓勾当，与它同时同地同一个留学生与留美学人社群也兴起了台湾独立勾当，几乎是与钓运／统运平行发生与发展。

要理解这个现象必须回到当时的全球冷战排场境界与台湾在其中的位置与角色。海外保钓勾当酝酿於1970 年底，也就是说参加保钓勾当的留学生是在一九六○年代来到美国留学的。到了一九七○年代下半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还在修学位的）已超过三万人，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数目中是数一数二的，此外一个留美学生狠多的国家是伊朗。这些留学生大半都不是富有权贵家庭出身。就是说不是自费或公费留学，而是靠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来到美国。当时美国愿意供应大量的奖学金名额给这两个国家，当然有其特别考量的动机，而这两个国家能產生这麼多的留美学生当然也有其特此外时代条件，及其与美国的出格关係。

美国為何愿意供应巨额奖学金给第三世界国家？道理狠简单，首先是培养第三世界的亲美派，再来是吸收第三世界的菁英分子来為美国工商业处事。大凡每个大帝国都有这种弘愿气派来这样操作，不须多做阐述。问题在於為何选择台湾？这就要看一九五○年代以来，台湾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冷战排场境界中的位置与角色了。

台湾当时一方面作為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第一岛链中的关键一环，此外一方面又是以代表全中国的中国人自居。中国大陆的「赤化」和韩战时带给美国军队巨大的灾难，一贯是美国战后难以吞嚥的苦果，因此如何莳植亲美的中国人就成了美国在韩战此后的重要课题，而这时辰可以也许被莳植的中国人就首要来自台湾，因此大量的奖学金名额就开放给了台湾的学生。这是一九七○年代保钓勾当发生时為何会有那麼多台湾留学生的国际政治背景。这种情况一贯延续到中美关係解冻，中国大陆採取更始开放政策的一九八○年代為止。

（二）战后台湾教导的普及化

台湾当时也适时可以也许供应这麼多够格的大学毕业生，出格是理工科的，来到美国留学。这除有中国社会传统上就重视儿女教导这身额外，就首要来自战后中华民国政府的普及化与等同化的教导政策了。

我与先父是同一此中学──台南一中──毕业，差别的是他是在日据期间（1935 年），而我是在国府期间（1969 年）。我就读台南一中时，每一个年级有 20 个班，每个班平均 50 个学生，就是每个年级有 1,000 个学生。而父亲毕业时他那一年级总共毕业了 85 名，分成两班。每个年级不超过 100 人，不到一九六○年代台南一中学生的 1/10。何况日据期间全台湾给台湾人就读的中学校屈指可数，每个学校又只有这样的学生数目，可说是菁英教导了。到了一九六○年代台湾的中学在国民政府普及化的等同教导政策下，都已成了平民化的中学校。

随著中学毕业生数目标增加，公私立大学也急速扩展。我们可以从一九五○到一九六○年代台湾各级学校的升学率来看。在我出生的 1951 年，小学毕业生升上初中的升学率是 38.6%，我小学毕业的 1963 年增加到 54%，到我大学毕业的 1973 年则增為 83.7%；而 1951 年初中毕业生就读高中的升学率是57.3%，到我初中毕业的 1966 年则增加到 75.8%。以全数国民的教导程度来看，中等学校以上学歷的人口在 1952 年只占 8.0%，到了我升上初中的 1963 年是 14.5%，而在 1975 年我退伍时则上升到 30.4%。若以绝对人数来看也呈现急速上升的趋势，1951 年台湾从小学到大专等各级学校的当届毕业生是 16 万人，1963 年增加到 45 万人，到 1973 年更增加到近 90 万人；其中当届中等教导毕业生在 1951 年是 3 万 6 千人，到我高中毕业的 1969 年则增加到 27 万 7千人；而在学的中等教导学生人数 1951 年是 12 万 8 千人，1969 年增加到 102 万 8 千人，有七倍的成长率。可以说相较於日据时代，台湾在经过一九五○ 年代开始的普及化教导后，到了一九六○年代受过中等以上教导的人口切当已是个不小的群体。（拜会表一）

来到一九六○年代，当然台湾经济已开始发展，但经济结构并没能够容纳得下逐年增加的大学毕业生。可是这些大学毕业生却有了一个新的出路，即是前往美国留学。美国也就在这个时候基於全球计策布局，而供应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大量的奖学金名额。

（三）留学美国成為台湾青年的出路

美国对台湾战后一代的知识青年而言本来就非陌生之地。一九五○年代开始，美国继日本成為台湾的宗主国今后，美国的影响在台湾全面展开。战后知青一代都不会忘记那时各地设立的美国动静处的吸引力，和他们办的

《今日世界》杂誌与出版的图书所供应的超卓内容；也不会忘记这些影响在一九六○年代成為用来招架国府威权系统方式的滅火器,思维工具。

於是台湾这批战后出生，成长於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新生代知识青年，在国府普及化与等同化的教导系统方式下遂大批地进入大学，而在大学毕业服完兵役今后，又顺理成章地大批地接收美国大学奖学金，前往美国留学。这是一九六○／一九七○年代之交台湾学生出国留学的情况，那时首要的留学国就是美国，狠少人去欧洲或日本。於是这一批台湾留学生在美国遂组成一股不小而多样的力量。

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大约从一九五○／一九六○年代开始大量的前往美国留学，可是一九八○年代之前留学生学成回台的比例甚低，大半都在美国就业定居下来。这种有去无回的情况当年还引来了一句调侃的话「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因為出国留学的以台大毕业生最多。於梨华也写过《又见棕櫚，又见棕櫚》与《会场现形记》2 等小说，来试探这批羈留北美洲华人知识分子在大洋两岸间的情事。当然刚开始时台大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最多，因為它本身创建早，学生也多，但到一九七○年代今后，来自其他学校的也不亚於台大的了。

根底上到了一九七○年代，只要大学成绩不差，毕业服役今后没必要登时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男生（就是说小康之家即可），又有出国留学的强烈动机，总是可以想方设法来到美国留学，而申请美国大学奖学金虽是最佳的门路，出格是理工科的学生，但其他法子也不少。那个时候即使没能拿到奖学金，在美国打工的机会狠多，移民检查宽鬆，只要有心，半工半读便可以在美国社会混下去。过后要解决成份问题，根底上都不是难事。当然奖学金是个重大本钱，让你没必要半工半读，有餘裕从事狠多课外活动。因此在一九六○／一九七○年代，除循规蹈矩在美国的大学研讨所修学位的之外，还有不少成份不明的、跳船的、退学的、居留过期的，或因被国府撤除护照而成為黑户的，构成了美国的台湾留学社群的一片强烈热闹景象。

美国的台湾留学生界还有此外一个特点，在当时中国人的共同认同下，他们与港澳留学生是互通声气的。此外各大都会区都还有唐人街／老华侨社区，也成了台湾留学生各种活动或勾当的场域。

（四）世局递嬗与留美学生的变化

台湾留学生在美国的人数与活动的高峰是在一九七○年代到一九八○ 年代前半，而在一九八○年代今后，由於中美和解，加上中国大陆採行更始开放政策，美国的大学遂开始把原本拨给台湾学生的名额渐渐转给大陆学生了。这对美国的政策而言是一致的，他们如今可以直接从中国大陆的学生吸收人才，培养亲美派了。而同时台湾由於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家庭可以负担得起自费留学的费用；而台湾的大学毕业生也不再那麼狂热於出国留学，即使出国也有更多选择与竞争国度，例如英国、德国、澳洲、日本等。此外，台湾留学生界二、三十年来热烈的政治活动，也因 1987 年的解除戒严而重心转移，海外再也不可為反对活动的首要场域。

如此，在一九九○年代今后，美国台湾留学生社群的强烈热闹景象遂被中国大陆留学生所取代，何况那又是在 1989 年天安门事件今后。一项数据可以帮忙说明这种情况：2002 那一年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印度与中国大陆是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都在六万人以上，台湾掉到第五名，不到三万人，其中还包括狠多高中毕业去读大学部的，与前一世代有著极為不同的组成。3

前面提到一九七○年代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人数是数一数二，而此外一个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则是伊朗。伊朗的情况和台湾颇為类似而更极端，首先那是巴勒维时代的伊朗，1953 年巴勒维在 CIA 的帮手下夺回政权今后，将伊朗建构成一个亲美政权，成為冷战期间美国在西南亚的一个重要计策据点。由此，一九六○／一九七○年代也有大批伊朗子弟来到美国留学，在巴勒维王朝垮台前夕的 1979 年曾有超过五万留学生在美国的记录。他们的社群也孕育著有如台湾留学生界那般的政治空气，对伊朗祖国有著深奥深厚的关怀和激进的行动。

伊朗留美学生界也在一九八○年代今后如同台湾留学生界一样，由於一个政治排场境界的变革而人事全非。那是发生在 1979 年的柯梅尼革命，倾覆巴勒维，显现一个全新的、反美的穆斯林政权。此后美国大学校园宝贵见到伊朗学生，在新世纪甚至掉到 2,000 人以下，美国也找不到像台湾这样的一个小伊朗，可以继续用来莳植亲美伊朗人了。於是在一九九○年代此后，印度与中国大陆就取代了伊朗和台湾，成了在美国人数最多的外国留学生群了。

可以说台湾去美国的留学生从一九六○年代到一九八○年代，在全球冷战的高低潮变化中，前后强烈热闹了将近三十年，而这一切都与世界排场境界的变动有著慎密密切的关係。本文所要试探的海外台湾左派的演变，即与这三十年的世局递嬗息息相关。

三、六○年代全球青年造反勾当的衝击

一九六○／一九七○年代这麼多的台湾留学生匯聚到美国，照理应如原初设计，不管回到台湾还是留在美国，都会接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走上一条亲美的路子。实际上切当也达到了大半的功效，台独勾当即是其中一个收穫。战后新生代亲美的台独勾当从一九六○／一九七○年代之交在美国兴起，至今不衰，并且作為美国左右两岸关係的一颗棋子，而成為影响台湾政局与两岸排场境界的巨大力量。

可是作為与美国主流价值十分搭调的台湾独立勾当，只是台湾留学生的一方风景，别的却也有一大批留学生反而意想不到地受到六○年代全球性青年造反勾当的深刻影响，而走上对美国霸权及其价值的反思与招架之路。美国社会在一九五○年代歷经麦卡锡主义的白色可骇后，战后新生代在进入六○年代时即开始反思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及其在全世界的霸权角色。

（一）从黑人民权到反越战

美国战后的黑人民权勾当（Civil Rights Movement）从 1955 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罢乘种族隔离公车行动」开始，到 1960 年在北卡罗莱纳州葛林斯堡一家百货公司饮食部的「种族隔离区强坐行动」（Sit-in），1963 年 8 月金恩在华盛顿的林肯吊唁堂前〈我有一个梦〉的演说，而在 1968 年的《民权法案》达到最高涨。与此慎密密切相关的「校园辞吐自由勾当」（Free Speech Movement）也在 1964 年底的柏克莱加州大学爆发。而美国大举介入越南沙场更是激起更大范畴的抗议行动。1963 年开始就有和平勾当者开始抗议美国介入越南沙场。1964 年 8 月美军在越南外海製造东京湾事件，詹森总统藉此从国会得到出兵权，更大举出兵越南，隔年就达到 30 万兵力。又為了增兵越南，@起%lEN7f%头大范%44cC8%围@徵兵，於是激起美国青年的抗议，出格是也被列入徵兵范围的大学生。

於是从 1965 年开始，反越战勾当麻利在全美各地蔓延，出格是各个大学校园。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也相继组成，像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与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在一九六○年代的下半期随著越战的升高、美军伤亡的日趋惨重和美军在越南农村的暴行，例如 1968 年的美莱村屠杀事件（My Lai Massacre），反越战勾当遂进一步与黑人民权勾当合流，成為哀求改变美国社会主流价值与系统方式的两大重要推手。美国的大学校园遂成為这个战后新生代青年勾当的主沙场。学生不只游行，还策划罢课，盘踞行政大楼等等，并且把各种社会合团如妇女、宗教、工会等社团全都捲了进来。反越战勾当并且扩大到全国政治层次，1968 年 8 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用来提名当年总统候选人）在芝加哥举行，会场被反战示威群眾包围，芝加哥市长出动了三万名以上警察与国民兵强力镇压。

骚动的校园一贯延续到一九七○年代，衝突越发激烈而血腥。例如 1970 年 5 月 4 日发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国民军射杀四名反战示威学生事件（Kent State Massacre），和十天今后的密西西比州杰克森州立大学的学生示威勾傍边，警察射杀二名学生（Jackson State Killings）。这持续串的两次校园射杀事件引来全国民意的反弹，并激起了@初%V375i%次大范%44cC8%围@的全国学生大罢课。这些流血抗议终於迫使尼克森政府开始考虑退出越战。直到 1973 年初，南越、北越、越共与美国四方人马签订巴黎和平协定，美军垂垂撤出越南之后，反越战勾当才进入尾声。

（二）从巴黎街头到美国黑豹党的左翼旗帜

从一九六○年代初到一九七○年代初的这段以美国反越战和黑人民权运

动為主导的战后新生代青年勾当，也同时在其他国家发生，欧美日等已斥地国家几乎无一倖免。其中 1968 年 5 月在法国爆发的学糊口动与接著而来工人勾当及其@天%74dB9%下大歇%NY225%工@，更是成為其他国家青年勾当的标竿。

1968 年的法国学糊口动与工人勾当不单是战后新生代青年勾当的高峰，也是六○年代全球进步左翼风潮的象徵。在保守反共的一九五○年代今后，

1959 年卡斯楚的古巴革命正是挑战美国為首的冷战秩序的滥觴。一九六○年代初中苏共公开决裂，随后在 1963 到 1964 年间，两国更针对国际共產主义勾当的路线展开公开论战，中共先后颁布了九篇评论文章，报苏醒联的霸权路线与僵化的官僚系统方式，构成有名的「九评」。这些都在為落后国家提出一个有别於美苏两大强权及其系统方式的另类出路，给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左翼力量极大的鼓舞与啟发。出格是在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今后，对左翼人士而言更证明了苏联路子的不可行。

在这种变局下，中国大陆 1966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在全球青年勾当的飞腾中，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遂成了极吸引人的呼吁。「毛派」於是在世界各地，出格是第三世界，从此组成一股实在而不可轻忽的力量。

而美国社会反动保守势力所构成的阻碍，也让民权勾当裡的一批人士激进化，有人遂喊出「黑人力量」（Black Power）的口号，採取有别於马丁路德金恩和缓路线的非和平的手段，来篡夺黑人的等同权利。其中最有名的即是主张左翼革命路线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和 Malcom X 及其黑色穆斯林

（Black Muslims）。他们都遭到 FBI 的暴虐镇压。这条路线后来產生不少激进小团体，一贯到一九七○年代中期还在活动，例如 1974 年发生的举办城市游击战的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绑架赫斯特报系老闆女儿事件。左翼力量在一九六○年代的復兴还配合著文化上突起的青年叛逆风潮。从美国的花童（Flower Kids）、嬉皮（Hippies）勾当，与民权／反战紧密相繫的抗议民歌（如 Pete Seeger、Joan Baez、Bob Dylan 等），英国的摇滚乐如披头四、滚石，到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和其他文学、绘画与戏剧上聚左旋乳酸,的各种前卫艺术，地址都有。这些文化上的叛逆风潮一块儿影响到风靡消费层面，例如披头四的歌曲，男性留长髮，几乎是在全面挑战美国在战后建立起来的保守反共僵硬虚偽的中產阶级价值体系。从一九六○年代到一九七○年代，这些战后新生代的青年「反文化」风潮遂与风风火火的社会与政治勾当合流并进，形成我们今天所谓的「六○年代」。

（三）左翼思维在海内外台湾青年中的的復甦

处於冷战阵营前锋的六○年代台湾，当然仍在国府严厉的戒严系统方式之下，但由於政治上的亲美立场，美国文化及其「反文化」遂也透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管道源源流入。正式的管道有全用英语发声的美军电台（AFNT，即 ICRT 前身）和美国动静处及其中文刊物《今日世界》与出版社；非正式的则来自各种媒体，包括进口的刊物如《时代周刊》与《生活画报》、电台的热门音乐、外文书店等。而其中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自行引进的各种资讯与观念，配合著台湾在一九六○年代的文艺出版与创作盛况。

於是开始了美国文化全面影响台湾的年代。欧美青年那时各种叛逆的讯息如反越战、民权、嬉皮、摇滚乐及新潮电影大量传入。台湾青年在经过「文艺復兴」的洗礼同时，也如飢似渴地接收全球性青年造反风潮的沾染。4 因此欧美青年勾当除带来政治方面如反越战与民权勾当的衝击外，还有著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颠末音乐、书刊、记忆的传布，美国青年的「反文化」勾当，从花童、嬉皮、摇滚乐到嗑药等等思潮，也沾染了这个年代的台湾青年知识圈，直到七○年代。

六○年代台湾知识青年接收欧美青年造反的反文化勾当影响还只是间接的，当时在美国校园的台湾留学生就直接收到衝击了。有当时的留学生回忆说他是在校园罢课的烽火硝烟中完成博士学位的。六○年代有机会到美国留学的台湾学生，可以说是亲身体验到美国大学校园的动荡与辩论和社会的问题。这对狠多来自反共戒严系统方式思维禁闭下的台湾知识青年，是个大开眼界的机会。狠多当年的留学生都曾回顾说：留学之前他们把美国奉為理想社会的标竿，而六○年代的民权、工人与反战诸进步勾当才让他们惊醒，不单开始对美国社会系统方式举办反思，也开始摆脱美国的霸权意识形态来重新认识被妖魔化的中国大陆。这是台湾留美学生思维变革的环境与契机，由此开始了台湾战后新生代在海外寻找另类出路，而重新串起左翼连线的歷史性集结。

此外他们在美国还有了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的环境。美国在度过麦卡锡主义的白色可骇今后，在五○与六○年代之交兴起了一股重新关注中国的热潮，每个重要大学都创建了中国研讨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并收藏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图书，包括大陆出版的中文书刊。这些关於中国的大量图书与报刊供应了台湾留学生一扇新的窗户，一个有别於原本在台湾被灌输的反共教导的新中国视野。不少有心的留学生就从这些中国研讨中心的图书中得到左翼啟蒙与对中国的全新认识，并开始组织读书会。

这些开始受到左派理论与实践影响的台湾留学生，其中不少是理工科的留学生，而数学系出身的更是自成一帮，后来不少人回到台湾隐身各个领域。文法科留学生受到左翼啟蒙的，则有不少是殷海光的学生或受其影响者。联繫六○年代初期的中西文化论战来看，在思维上可说是从自由主义西化派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派的大蜕变。

这些战后第一批接收国府教导此后出国留学却又开始左转的台湾青年，有著极為不同的家世背景与学科操练。例如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读哲学的台南人许登源，出身铁路员工家庭，是殷海光当年所服膺的西方分析哲学的入门大弟子；其夫人桃园人陈妙惠是他台大哲学系同学。金宝瑜是公教家庭出身的旗人后代，东海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美国宾州的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得到经济学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台北人陈若曦，出身小康家庭，就读台大外文系时即与白先勇等一群同学共创《现代文学》，参与台湾六○年代的文艺创气概潮；其夫段世尧则是工科学生，外省军人家庭出身，两人都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还有其他留学生几乎涵盖了社会上的各个阶层。

（四）蛰伏的六○年代左翼台湾留学生

六○年代的台湾，歷经五○年代对左派举办断根的腥风血雨今后，根底上被塑造成几乎是铁板一块的亲美反共社会。左翼组织彻底崩解，左翼思维几乎完全被消灭，而任何左翼的风吹草动顿时会遭来扑杀。面对这麼一个卑鄙环境，来到美国后接收左翼啟治療腰酸背痛,蒙的台湾留学生在实践上能有的选择不多。回归社会主义祖国参加拔擢是其中狠自然的一个，认為把社会主义祖国拔擢好了，台湾的解放就是瓜熟蒂落之事；或说即使不能回台湾实践，起码回祖国大陆参加拔擢除口臭茶包,还可以立即尽其情谊。陈若曦与段世尧夫妇在 1965 年参加他们在学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个左派读书会时，就已决心回中国大陆。还有一些留学生也选择同一条路子。

当然还是有新受左翼啟蒙的海外留学生试图对岛内有所行动与影响，但都中途而废。例如留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陈玉璽在海外颁布左翼辞吐，却在1968 年 2 月在日本暂留期间，被日本政府与国府合谋逼迫遣送回台，而被当局判处七年徒刑，后来在夏大师生的接济下减為三年，出狱后再回到美国继续学业。那年稍后的 5 月台湾则发生了陈映真案，多人被捕入狱，也牵涉到已来到美国的蒙韶、刘大任等受到左翼啟蒙的留学生。可以说，台湾这种对左翼的镇压还直接耽误到海外来。

於是这第一批左转的海外留学生面对六○年代台湾在戒严下的严厉环境，除选择回归社会主义中国像段世尧／陈若曦夫妇外，只能姑且羈留异邦静待机遇了，而又基於左翼重视理论的特质，不少读书会被组织起来，研习理论，重读歷史，理解世局，并且互通声息，互相串联，以待实践契机之到来。

此外有一些个别海外留学生在接收左翼啟蒙后，选择进到美国社会基层，甚至到第三世界去事变的。例如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的林俊义，在 1971 年透过门诺教会的安排到非洲肯亚从事教导事变，后於 1975 年回到台湾东海大学任教，并开啟台湾的环保勾当。

於是在六○年代台湾如此严厉的环境下，不回去社会主义中国的，或不认同其為祖国的，几乎就只能羈留异邦等待机遇了，其中许登源、陈妙惠夫妇是必须提到的重要人物。许登源夫妇在 1963 年来到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分析哲学，却发现美国学院哲学系搞的是狠专业的数理逻辑，与他们在台湾跟从殷海光沉浸在逻辑实证论的那种生命实践的境界完全不搭嘎，大失所望。这时辰他们却发现柏克莱加大中国研讨中心的图书馆收藏了狠丰富的中国大陆出版的报刊与图书，供应了与原本在台湾所接收的反共教导极為不同的思维本钱，让他们得以重新认识中国当代歷史，而发展出对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并重新思考台湾的出路。

而这时辰在全球左翼阵营裡还有一件大事发生，就是中苏共的公开决裂与论战。在 1963 到 1964 年间，两国共產党针对国际共產主义勾当的路线展开公开论战，中共先后颁布了九封公开信，报苏醒联的霸权路线与僵化的官僚系统方式，即是出名的「九评」。九评带给许登源夫妇极大的触动与啟蒙，让他们有机会重新认识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的路线。接著柏克莱加大的学糊口动也在这时辰爆发（1964 年开始的辞吐自由勾当），校园内左翼思潮澎湃。於是他们遂放弃了西方分析哲学，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并被作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勾当指路明灯的毛泽东思维所深深折服。陈妙惠於是转读图书馆系得到硕士学位，作為羈留美国的谋生工具。1965 年许登源曾在蒙韶的引介下来到美国东岸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参加陈若曦夫妇的那个读书会，带领他们深造左翼理论。后来颠末陈若曦，他们也认识了周大绪／金宝瑜夫妇。相对付於段世尧与陈若曦的回归社会主义祖国，许登源与陈妙惠选择了暂留美国，等待回台实践机会的光临，这一选择反响出六○年代海外台湾左派面向台湾，认為台湾社会亟需重建自己左翼力量的信念。

1966 年 10 月陈若曦与段世尧夫妇经过一番折衝终於回到北京，却碰上文革飞腾，走了一条不曾预期的实践之路。选择留在美国的许登源夫妇则在同一年 12 月放弃柏克莱加大的学业，却没放弃回到台湾的可能，走上了一条与陈若曦不同的路子。夫妇俩迁移到美国东岸从新尽力别辟流派，陈妙惠找到图书馆的事变，许登源则到麻州大学读取电脑硕士学位。此后许一边在纽约一家银行的资讯部门事变，一边继续深研左翼理论，结交同志，组织读书小组，静待实践契机的光临。於是在他们附近就形成了一个同时关注大陆文革与台湾变化的圈子，如蒙韶、周大绪、金宝瑜、傅伟勋等人。其中蒙韶还是 1968 年陈映真案的漏网之鱼，是陈映真读书会的成员，在 1965 年出国后继续与陈保持慎密密切联繫，而被当局列為同案分子。而当许登源与陈妙惠夫妇尚未分隔柏克莱时，已经受到左翼啟蒙的刘大任与郭松棻也先后来到柏克莱加大就读，延续了那裡的台湾左翼读书圈子，刘大任还陪著许登源夫妇搭灰狗巴士横贯北美洲一块儿串联来到纽约。5 或许我们可以说陈若曦与许登源代表的不同路子，与其说是在左翼思维上的不同，毋寧说是对生命实践的不同选择。

如此，读书会成了羈留美国的台湾左派留学生这个蛰伏期间的首要活动。读书会作為左翼分子的一种重要活动是有其马克思主义的特性的，出格对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讲求的不只是对世间不平的道德义愤，不只是在对立一个政治立场，也不只是在拥抱一个类宗教式的对理想世界彼岸的信念，而是在实践中更知性地去认识人类社会蜕变的真相。马克思认為他的理论是科学的而非空想的社会主义，因此左翼分子特别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有著这麼一个强烈的知性哀求，到了一九六○／七○年代，全世界的左翼理论书籍已是汗牛充栋，但是根底的经典还是大家必读之物。

於是在海外台湾左派的圈子裡，读书会的形式就一贯延续到保钓勾当前夕，并成為保钓勾当的一股重大推力地址。几乎在每所有眾多台湾港澳留学生的大学校园都有类似的活动，例如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刘大任、郭松棻、傅运筹等，奥斯丁德州大学的王义雄等，和哈佛大学的廖约克、龚忠武等人的深造小组，当勾当一来，都成為该地区甚至全美的保钓主力。

四、风起云涌的七○与八○年代

（一）从保钓勾当到美丽岛事件的实践场域

海外留学生保卫钓鱼台勾当开始於 1970 年与1971 年之交，是这批左转了的台湾留学生的实践契机，上述哈佛的龚忠武、廖约克，德州大学的王义雄等人都积极介入，而沉暗藏柏克莱加大的刘大任、郭松棻、傅运筹等人所办的保钓刊物《战报》更是成了勾当中的鲜明旗帜。许登源与林盛中也曾加入纽约保钓刊物《群报》的编辑群。当然左翼留学生不是海外保钓勾当首要的初始策划者，6 但在介入勾当今后在勾当的思维、观点与方向上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影响了无数参与保钓勾当的台湾留学生。狠多人开始以左翼进步的视野重新核阅时局、检讨歷史、重看两岸关係，而认识到美国的霸权本质，以致改变世界观，将生命重新定位。保钓勾当成了这一代台湾留学生的世代志业与鲜明印记。

几乎接著保钓勾当而来的是中美和解（从季辛吉 1971 年 7 月密访北京开始）和中国大陆进入连系国（1971 年 10 月），标誌著中国大陆对欧美世界围堵政策的一大乐成。由於左翼的力量在保钓勾当的啟动与开展上起了如此重大的传染感动，加上中国大陆被欧美世界接收，而当时文革的理想色彩更是传染感动了狠多保钓参与者，因此全数勾当接著会向中国统一勾当转化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年 9 月，保钓勾当的各地成员在密西根大学地址地安娜堡（Ann Arbor）举行国是会议，经过进程支持中国大陆进入连系国的决议，正式颁布发表统一勾当的开始。由於当时中国革命飞腾未退、文革理想还在光芒万丈之时，统运人士的心理重心遂摆在中国大陆，将中国革命的理想及其成果作為中国统一最厚实的底子。可以说，中国大陆的文革作為六○年代全球青年造反勾当的一环，是当时台湾留学生左转的一大成分。若没有这一成分，恐怕保钓勾当会有不同的脸孔，不会是那般的波澜壮阔。

由於这是来自反共盟邦台湾的留学生左翼勾当，登时激发美国情治单位的注意。又因為中美开始和解，他们更是慎密密切监视来自台湾留学生的政治动向，而在留学生组织中安置了不少线民。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保钓／统运的活跃分子遂经常受到如 FBI 等单位的骚扰，甚至迫害。例如当时在奥斯丁德州大学读土木工程博士的王义雄，由於参与策划当地的保钓勾当，并在中国同学会与台湾同乡会裡积极敦促保钓理想，又於 1974 年去大陆访谒，而被线民打了报告，遭到 FBI 约谈。接著他的夫人张梅梅在 1978 年参加旅美台湾妇女访谒团去了大陆后，FBI 又来哀求合作而被他拒绝，於是他就被移民局以国家安全為由驱逐出境。这个来自美国官方的迫害，还让他一度必须躲到墨西哥。后来透过美国友人、保钓同志与台湾同乡的帮忙，他才回到美国与妻小团聚，最后一家人落籍洛杉磯地区，继续支持海外台湾人的左翼勾当。而他的成份问题则拖到 1982 年才得以解决。王义雄参加保钓而遭来迫害的经歷有著十足的代表性，显示出参加保钓勾当的台港留学生所激起的美国政府的冷战神经癥候。

可以说，保钓到统运的过程影响了这全数一代的留学生与学人，形塑了他们的另类世界观，点火他们生命的青春热火直到世局又再一次改变，是整个七○年代海外台湾与港澳留学生的共同记忆。可是在 1975 年越战结束，全球青年勾当渐渐沉寂；1976 年毛泽东弃世，接著发生四人帮事件；1978 年底邓小平復出，改採「更始开放」路线等持续串事件今后，这波保钓／统一勾当遂走入尾声。

与此同时，台湾在经过国府退出连系国的挫败今后，原本个别孤军奋战的党外人士再度活跃，他们在 1975 年创办了《台湾政论》杂誌作為集结点。自 1960 年《自由中国》停刊今后，《台湾政论》是十五年来第一本成气候的政治刊物，当然只出了五期，到了年底就被禁刊了，但它的出版不论在政治上或台湾意识上都是划时代的，是七○年代台湾政治迁徙变化的一个重要徵兆，代表著台湾本土政治势力的崛起，和民主勾当的展开。这个变化也深深影响到海外的台湾留学生，包括深受政治啟蒙的保钓学生，於是也促成了不少以台湾民主发展為首要关怀东西的活动团体。

在美国与保钓勾当约略同时发生的还有台独勾当。1970 年全球「台独联盟」创建，合併当时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和台湾的台独组织，而以美国為首要基地。台独联盟的主流派自然採取毫无第三世界概念的亲美反共路线，与保钓勾当在全数七○年代同时在台湾留学生中展开影响力的竞争。可是其中也有一些与许登源这些人同样在六○年代美国留学时代受到啟蒙的左翼分子。

在台湾党外民主勾当勃兴的 1978 年底，美国公布颁发将与国府断交，当局停止正在举办国会选举，并於翌年初诬陷党外高雄老县长余登发為「匪谍」，将其逮捕入狱，激起党外人士初度公开示威的「桥头抗争」。最后在 1979 年底引发了高雄美丽岛事件，及后续的持续串逮捕、审判、林家血案等动荡。由此而将台湾民主勾当与台独思维往前推了一大步。

这些是保钓勾当今后而邓小平復出之前，羈留海外的台湾左派所面临的排场境界。在这期间，中国革命依然光芒万丈，台湾资產阶级民主勾当开始蠕动，海外亲美台独勾当已兴起，这些都是台湾左派如何面向台湾的重大课题。

（二）「社盟」与《台湾人民》的摸索

六○年代就开始集结的老左派如许登源这些人，在七○年代初的保钓统运与台独勾当同时兴起的新场所场面下，就要面对一个新的坚苦。他们原本处在著重左右之分而统独争议较為压抑的情境，问题意识围绕在台湾社会的阶级分析与革命阶段等议题，如今因為保钓勾当的爆发、中美的开始和解、中国大陆的进入连系国和右派台独势力的崛起等这些形式的变化，突然必须直接面对统独问题了。或说，对海外台湾左派而言，新的形式迫使统独问题登上了议程表。

接收左翼啟蒙并且深受中国大陆革命影响的这批海外台湾左派，如何对待也是一样接收左翼理念，却主张独立的台独左派呢？这个左派内部的统独辩论就在保钓勾当后社盟分子所办的刊物《台湾人民》上面展开。

「社盟」就是在一九七○年代初组成的「台湾人民社会主义同盟」，是个台湾留学生社会主义者的鬆散左翼联盟，其成员在社会主义的共识下，有一定中国革命路子的，也有主张台湾独立的，但都特别强调台湾人民在左翼勾当上的主体能动性。因此不同主张的成员就各自组成小组，以生產工具取名，例如角尺组、锄头组、斧头组等。各小组之间相对付独立，甚至相对付保密，横向联繫极其谨慎隐藏，而以《台湾人民》这份刊物作為他们共同发声的舞台与沟通论辩的管道。不管统独辩论，他们根底上认為台湾基於其歷史条件，必须重新发展出社会主义勾当，也相信台湾社会有左翼勾当的潜能，有自求解放的条件。

《台湾人民》在 1972 年 10 月发行第一期，开始针对台湾的出路举办左翼理论的探讨。这本刊物由住在西雅图的陈惠松担任主编，所有稿件集中到他那裡。由於还是在严密的冷战期间，必须防备美国联邦盘问造访局（FBI）与台湾国府的双重监视与迫害，例如上文提到的王义雄事件，因此出版上狠多步伐必须隐密举办。陈惠松於是在家裡设置设备安排了一台中文打字机，由他的夫人李富美负责打字。陈雪梨这时辰也来到西雅图参与最初三期的创刊、编辑与打字事变。她在台大保钓勾当时就读外文系一年级，随后休学来到美国。1972 年春天她正準备回台大復学，这期间她除参与《台湾人民》的操办与编辑外，还曾寄了一箱左翼书籍回台湾给保钓朋友。隔年初春她却因这箱书牵涉到台大哲学系事件 7 而上了黑名单，不能回台。黄武雄在学成回台前，也曾与其兄弟积极参与创刊事宜。

这本刊物最初的印刷是由在西雅图开设印刷店的一位台湾同乡支援设备与纸张，而由刊物事变人员晚上去自行印製的。后来每期打字与编排完稿后，就寄到东岸的许登源处，由许找纽约的印刷厂印刷，再拿回来自行装订成书发行。书上所列的通讯处却是远在加拿大最东岸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一个邮政信箱。

服膺中国革命路线而积极参与《台湾人民》这场论辩的许登源，因此遭来一些统运人士认為他统独立场不明的批评。為此许登源夫妇在 1972 年底密访北京，与当时刚回归中国大陆事变的保钓同志林盛中写了一份〈对台事情谊见书〉提交给周恩来，建议中共当局重视台湾人民在统一与解放过程中的能动性。8 今后中共在统一问题上在原本的「神圣河山」宣示之外，加上「寄希望於台湾人民」的呼吁；同时在各中间组织架构上开始设立台湾省代表团。文革高涨中的这个对台政策调处乃是海外台湾左派最显著的成果。除显示中共重视保钓运动人士与海外台湾左派的意见外，还反响出中美和解与中国大陆进入连系国所带来的排场境界变化已将台湾问题摆上了檯面。台湾的左翼组织在五○年代被全面扑灭今后，中共完全失与台湾社会连结的机制，以致来到一九七○年代重返连系国后的这个变动时刻，就必须直接来面对台湾人民了。

在新的形式下，还有一些在「社盟」这个大伞之下没有曝光的一些人也在1972 年前后回到台湾来，进到各个大专院校教书。其中有不少受到左翼啟蒙的数学家来到台大数学系与中研院数学所，包括黄武雄等人和与他们有关系的唐文标。但除出身香港的唐文标狠快进入文艺范围挑起现代诗论战，和黄武雄与台大保钓学生有所接触，并把持中学数学教导更始的机会在台湾南北游走一遭，举办社会盘问造访之外，几乎只能进入蛰伏状态，滚动不得。

社盟回台分子的蛰伏不动，反响出左翼分子在台湾举办实践事变的艰难。五○年代以降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立即激发注意而遭到扑杀。例如 1968 年的陈映真案、1972 年成大学生吴荣元蔡俊军案、1973 年台大哲学系事件和 1977 年戴华光案等是其中犖犖大者。因此海外台湾左派除回台一途，还是延续了六○年代两条路子的选择：回归社会主义祖国，或是留在美国等待机遇并对台湾留学生举办啟蒙。被保钓风云所捲入的眾多台湾留学生中，陆续有人低调、默默地回归社会主义祖国，其中林盛中是极少数公开的人之一。也有狠多人因上了国府的黑名单而回不了台湾，甚至被撤除护照成了黑户，如林孝信、刘大任等。他们是别无选择地留在美国。

这些六○年代开始的台湾海外第一批左派分子究竟结果没能共同解决新排场境界下的坚苦，《台湾人民》最后还是因為统独争议在 1975 年 2 月出了最后一期第十期今后停刊了。停刊后，社盟分子顏朝明与 Philip Chen 曾回到台湾任教，并参与新起的党外勾当，但在 1978 年底中美建交而选举中断的紧张肃杀空气下也回到美国来。

（三）芝加哥「台湾民主勾当支援会」的奋斗

当然保钓统运的发展将重心摆在中国大陆继续革命的进程上，但保钓分子中还有一批人将重心放在台湾。那时还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的林孝信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在保钓勾当的策划上，林孝信曾做出狠大的贡献，他把持他们当时為台湾筹办的《科学月刊》通信联络网《科学月刊事变通报》，以「循环信」的法子传递保钓信息，让信息狠快传递到遍布全美各大学的 300 多个联络员，对勾当的开展起了莫大作用。和多数筹办《科学月刊》的留学生一样，林孝信也在芝加哥大学积极投入保钓勾当，创办了《芝加哥钓鱼台快讯》推广保钓理念，以致护照被国府撤除。

随著保钓勾当的发展，林孝信也接收左翼的啟蒙。而重要的是他与芝加哥大学保钓会把关怀的重点放在台湾社会的发展与解放上。支持台湾正在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勾当、文学更始勾当、人权勾当与党外民主勾当等。他们积极介绍这些社会与政治变迁给海外留学生，传播海外不容易看到的资讯，举办演讲会与谈判会，策划募款捐助台湾的这些活动等等。由於当时台湾仍处戒严状态，多数的支援活动必须以暗藏的法子举办。唯必要时仍然有适当的公开法子，最较着的例子為 1976 年的救济政治犯陈明忠的公开活动。

由於对台湾的关怀，「陈明忠事件」发生后立即激发林孝信等人的注意。老政治犯陈明忠於一九五○年代在绿岛被关了十年，出狱后在 1976 年再度被捕，并判死刑。此消息颠末在台湾活动的美国人权事变者 Lynn Miles（中文名：梅心怡）带出，登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激发保钓学生的关切并策划接济。由於案情严重，时辰告急，芝加哥的林孝信这批人，还有不少香港同学，在短短几天内做了大范畴的动员，包括在全美国留学生界策划捐募，集资在《纽约时报》刊登全页抗议广告（1976 年 11 月 27 日），和相应的一两百位国际关怀人权人士的联署、募款、示威游行等等。

1971 年保钓四一○大游行以来所仅见，最终促使台湾当局改判陈明忠15 年。基於把重心放在台湾和这些具体活动上，芝加哥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持续运作，成了海外保钓勾当存在最久的团体。《芝加哥钓鱼台快讯》也成了钓运发行最久的刊物，一贯到 1977 年才停刊。

1979 年底台湾发生高雄美丽岛事件，党外民主勾当面临当局镇压的危机。在排场境界慌忙变化下，一九八○年初林孝信和他的热烈支持者如李义仁、李乃平、邱燕、陈杏村、李正雄、蔡烈辉、桂怀瑄、刘申忠、林清茂、刘婉玲、熊建劬、杨寧蓀、陈津渡、陈文嘉、刘沅、陈淑贞、黄建寅、洪永泰、王惠珀、舒诗伟、陈美霞等一伙人随即创建「台湾民主勾当支援会」。还有一些香港参加保钓勾当的留学生如王于渐、陆元辉、雷鼎铭、冯慧文、黄贤、梁滎诚、刘泽甫等人也在不少地方出钱出力。接著出版《民主台湾》，将全数勾当的重心放在台湾的民主抗争上。此后芝加哥一样成為当时台湾民主运动人士如蔡仁坚、陈鼓应等人访美时必经之地。

由於林孝信等人和六○年代的海外台湾左派一样，认為台湾社会必须有自己的社会改造与解放力量，才能达成真正的统一，於是积极介入台湾的民主勾当。因此不免要与各种政治光谱的政治活跃人士与团体接触，有如许登源的情况，功效也不免招来部分统运人士认為他统独立场不稳或地方主义的批评。在这样的状况下，林孝信还是苦心孤诣，当然已是美国移民局的黑户，还像个苦行僧那样游走全数美国，串联各地台湾左翼分子积极面对台湾政治与社会的变化。他出格重视保钓今后新来乍到的台湾留学生，极力地将深奥的左翼理论普及化，对他们举办啟蒙事变。七○年代开始的林孝信和民主勾当支援会一帮人可以说是代表保钓今后新起的、面向台湾的海外左派。当然保钓勾当今后的全数七○年代，类似芝加哥林孝信的左翼集结在美国其他各地也不少，他的组织与行动只是比较显著的例子。

来到八○年代，芝加哥的台湾民主勾当支援会还以夏令营的法子，不时将受到保钓勾当影响的留学生集结起来，互相切磋砥礪，不少人受到影响而回到台湾来。林孝信每年定期主办夏令营，地点就分布在从美国中西部的芝加哥到东岸纽约这一段 80 号州际高速公路所经过的城市。这个夏令营是个较為轻鬆、带著园游会空气的全美台湾左翼留学生互换会，让大家相濡以沫。不少人在这裡初次领会，如那时在哈佛的夏林清／郑村棋、在印第安那大学的何春蕤／卡维波、在大芝加哥地区的舒诗伟、丘延亮和瞿宛文／郑鸿生等人，都在这裡初度碰头。这些关係就一贯维繫到回台湾今后。林孝信每次也会邀来台湾政治与社会勾当界人士来参加，像苏庆黎、陈忠信、柴松林等人，狡计建立一个海外台湾左派与台湾政治与社会运动人士之间的桥樑。

（四）从《台湾杂誌》到《台湾与世界》的进步辞吐场域

美国东岸也有一批人开始举办与林孝信的民主勾当支援会性质相同的活动，却是以刊物的形式显现，就是叶芸芸等人在 1977 年创办的《台湾杂誌》和接著在 1983 年发行的《台湾与世界》。

《台湾杂誌》是随著台湾民主勾当的兴起，海外台湾左派第一份面对一留学生的有关台湾的刊物，发祥於 1976 年底叶芸芸／陈文典夫妇、黄于燕夫妇和陈其南夫妇等三家当时在耶鲁大学的台湾同乡，為援救台湾的政治犯陈明忠而印行的一份手刻钢版 9 的专刊叫《动荡的台湾》，成為全美留学生界接济陈明忠的重要力量。这份专刊还由陈明忠的绿岛难友──当时寓居耶鲁的台湾老左派台南人胡鑫麟医生（小提琴家胡乃元之父）──执笔数篇。胡鑫麟是台大眼科医生，1950 年与许强同案被捕，在绿岛关了十年。援救陈明忠一事可说是在保钓／统运的文革与中国飞腾中转而面向台湾的一个重大暗号。叶芸芸等在耶鲁大学的三家人接著在隔年创办了《台湾杂誌》双月刊，起初也非打字印刷，财务支援首要来自花俊雄、黄于燕等老保钓。这份刊物的创办，一方面是支援新起的台湾党外民主勾当，此外一方面也以左翼视野来重新寻找台湾的歷史。最初的读者东西设定在一般台湾同乡与留学生，所以会把刊物拿到台湾同乡会的活动场合去摆摊。因此刚开始时也屡屡遭到统运人士批评為地方主义。但那时正值四人帮事件今后，保钓／统运人士受到衝击，开始重新思考中国革命与台湾解放的问题。於是后来有不少保钓人士出钱出力支援这份刊物。

随著中国大陆邓小平的改弦更张与台湾美丽岛事件的发展，《台湾杂誌》来到八○年代后渐渐得到更多的支持，於是到了1983 年就提升為打字排版，接著在这年 6 月改名為《台湾与世界》，由双月刊变成了月刊，扩大发行范围，成為一份对海外侨界举办左翼啟蒙的重要刊物。这份刊物一贯定期发行到 1987 年 6 月解严前夕才停刊，加上前身的《台湾杂誌》，从 1977 年到 1987 年一共有十年之久，影响深远。

从《台湾杂誌》到《台湾与世界》前后十年的时辰，所涵盖有关台湾的议题包括乡土文学论战、党外民主勾当、台湾环保问题、台湾的弱势团体等，还有一个狠重要的台湾史的重新挖掘。旅居日本的戴国煇以梅村仁為笔名在刊物上主编一个「二二八史料」专栏，将 1947 年当时关於事变的各种报导举办严谨的歷史整理与註解。叶芸芸也投入心力在日据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期间台湾左翼歷史的挖掘上，包括為羈留大陆与美国等地风烛残年的老左派所做的口述歷史，和苏新遗稿的整理，為那个时代留下贵重的歷史纪录。他们并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的 1987 年，参与了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吊唁研讨会」，还以两期的篇幅举办专题报导，供应一个有别於国民党与台独观点的左翼视野。

当时面对美丽岛事件后崛起的海外台独勾当，不可避免的要面对所谓台湾意识问题。1983 年叶芸芸趁著陈映真来到爱荷华大学访谒之际，请了戴国煇和陈映真举办一场关於「台湾意识」的对谈。这篇对谈记录也同时登在台湾的《夏潮论坛》上，是《台湾与世界》与台湾岛内左翼连线的开始。今后也有一系列文章谈判当时台湾所谓「中国结／台湾结」之争，狡计清理出一个人民的视野。

这份刊物紧扣著美丽岛事件今后八○年代台湾的政治与社会变动，除每期都有一定篇幅的「台湾文摘」外，从1983 年王昇倒台、1984 年立委选举、1984-1985 年之交的江南案及后来续政治影响、1985 年底县市长选举，到 1986 年底党外人士终於组成民进党，和蒋经国的接班问题等一系列发展，都成為刊物几次再三涵盖的报导专题。而基於发展台湾自己解放力量的立场，他们也慎密密切关注海外倾台独人士的政治活动，例如 1985 年洪哲胜分开台独联盟组建台湾革命党、同年全美台湾同乡会的台湾前途谈判会，和许信良在 1986 年组织台湾民主党等活动，都是该刊的报导专题。此外《台湾与世界》对台湾新兴的社会勾当也多所著墨，出格是刚起步的环境保护勾当、原住民勾当与妇女勾当。环保方面除宁明杰与林俊义等人写过多篇文章外，刊物还专题报导了 1985 年开始的反核能发电与1986 年的鹿港反杜邦设厂勾当，还有兰屿成為核废料储存场问题。此外他们也访谒、介绍了台湾新生代民歌勾当中的抗议歌手，如杨祖珺、胡德夫、罗大佑等，和他们各自参与的党外与原权会活动。

他们在文艺方面也大力推介并刊载台湾具有社会意识的作家。从李黎、洪铭水等评介陈映真出狱后的创作，1985 年的杨逵吊唁专辑，吴晟、杨青矗、钟肇政、七等生等作家的评介，还有王拓狱中所写新小说〈牛肚港的故事〉的首刊与连载，都可看出他们延续乡土文学论战的路子。此外，他们也注重母语传承的问题，登了不少洪哲胜和台湾老左派胡鑫麟、苏新等人写的闽南语研讨文章。

他们也一贯关怀著中国大陆在更始开放后一九八○年代的曲折发展与两岸关係，包括三峡建坝、1987 年初胡耀邦的下台所激起的学运、中港台三地转口贸易与两岸三通等问题，并以台湾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对大陆当局的对台政策屡屡提出建言与批评。

可是这两份刊物其实不是只是心怀台湾、关怀大陆，他们也放眼全数世界的排场境界与发展，出格是第三世界，和跨国公司组成后的工业发展问题。当然因為篇幅与人力所限而未能多所发挥，但整体内容确是涵盖了当时所有进步勾当的议题。

由於这份刊物涵盖面的宽敞，稿源也就来自各个方面，例如《中报》的陈玉璽、王耀南、《中国时报》的黄树仁、主编《华侨日报》副刊的王渝，老保钓如花俊雄、汤锦台、崔少明、倪慧如、夏沛然、李黎，环保勾当的宁明杰、林俊义，新生代的李荣武，每期供应政治漫画有两年之久的 CoCo，经历过台湾白色可骇年代的大陆籍画家秦松、麦非，华府的朱养民、李哲夫，来美的访谒学人萧新煌，还有日后惨遭杀害的刘宜良（即江南）等等，甚至方向台独的洪哲胜、谢里法、张良泽等人，不一而足。因此刊物的本钱当然首要出自台湾出身人士，但也有来自旅美华人社群的支持。这份杂誌的名称正是标示著关怀的东西不只限於台湾与大陆，还面向全数世界，对左翼而言就是面向第三世界。可以说《台湾与世界》月刊的发行是保钓勾当与海外华人在一九八○年代共同的大事，供应海外华人一个进步思维导向的辞吐空间。

当初《台湾杂誌》发刊时是在美国东岸耶鲁大学地址地，一九八○年代初随著陈文典、叶芸芸夫妇因事变关係搬到西岸南加州的圣地牙哥，编辑部也搬到那裡。由於圣地牙哥靠近洛杉磯，这份刊物遂也得到蔡建仁等人的支援。1983 年他们又搬回东部的华府定居，并将扩大了的《台湾与世界》编辑部设到纽约，因為那裡正是东岸华人薈萃的处所，人才与资援较不虞匱乏，包括编辑人员与印刷发行，其中尤為关键的是得到在纽约经营印刷厂的老保钓陈宪中的支持。陈宪中不单平价承揽印刷，还在工厂裡供应一间办公室作為

《台湾与世界》的编辑部与发行部。一九八○年代初个人电脑与网路才刚起步，还没有中文电脑排版工具，

一台庞大的中文打字机需要专业人员来操作，而那时正有位香港留学生叶凤新有此技术，志愿帮忙，打字事变遂一贯由她承担。香港留学生的积极参与，包括加入编辑群，代表著这份刊物得到保钓运动人士的遍布支持。当时钓运／统运已进入反思期，而台湾民主勾当处於上升的歷史时辰点。这份刊物可以说是在统运走入尾声今后，叶芸芸等人重新整合了一批保钓勾当的遍布本钱，不分省籍与港台，确立了面向台湾的定位而显现的。

因為杂誌社组织鬆散，除极少数的编辑与发行等专职人员外，其他都是来去自由的义工。必须一提的是，在大纽约区参与《台湾与世界》的这批人中有陈玉璽，他那时已从台湾出狱来到美国在纽约的中报当总主笔，还有和他一样出身夏威夷大学如王耀南（担任总编辑）和朱立创（以周励春之名担任貓砂,总经理）等几个人。夏威夷大学在六○、七○年代曾是美国左翼进步勾当的重镇，不少台湾留学生在那裡受到啟蒙，成露茜也出身该校。王耀南在1986 年回台湾后总编辑一职就先后由崔少明、黄树仁与夏沛然接任。此外，从芝加哥转到纽约地区事变的倪慧如／邹寧远夫妇也一贯是刊物在编辑、撰稿与财源上的持续支持者。

这两份先后发行的刊物的经费开初来自台湾同乡黄于燕、花俊雄等几位已就业的老保钓人士。随著刊物的发展，就有越来越多不分省籍包括港澳留学生加入支援行列。后来财务由二十多位人士认股，每股美金 500 元，每年固定认养 1 至 20 股不等。认股最多的是徐松沅、陈星吟、邹寧远／倪慧如夫妇、陈文典和绿岛出来的老左翼胡鑫麟等人。此外也有少数@怜%SH591%悯或偏%4J689%向@ 台独的人，基於支援岛内民主勾当与关怀台湾的立场而来捐款。其他还有老一辈对国民党不满的人士，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裔留学生等，可见这份刊物固结力量之遍布。

（五）八○年代新形式下的突围：《台湾思潮》与洛杉磯的集结

林孝信创建台湾民主勾当支援会、叶芸芸创办面向台湾的《台湾杂誌》与《台湾与世界》、许登源夫妇千里迢迢密赴北京提出〈对台事变意见书〉，和《台湾人民》这一刊物试图在统独之间寻求一个左翼的平衡点等等，都是在保钓勾当后的这麼一个七○年代新形式下的奋斗。可以说七○年代保钓勾当之后，这些面向台湾的奋斗根底延续了六○年代海外台湾左派的特徵，即是对统一与解放的辩证看法：中国的统一与台湾的解放必须有台湾人民积极参与其中。

可是时局持续不竭地变化：大陆从 1976 年毛泽东弃世、文革结束，到1978 年邓小平復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弦更张採取「更始开放」路线，又一次带来巨变。台湾则从 1971 年退出连系国、国民党法统渐渐崩解、党外民主勾当风起云涌、海外台独勾当大受鼓舞，到 1978 年底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1979 年底美丽岛事件，也进入政治动荡期。这些变化对海外台湾左派而言都是新的挑战。

邓小平復出后改行「更始开放」政策，并对解放后三十年来的革命路线进行清理，文革的内部问题也渐渐暴露。这对於奉此革命路线為準绳的统运人士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难以适应。再则，在这政策下中国大陆的对外吸引力首要来自其渐渐开放的市场与快速成长的经济。在美国的左翼统运於是失了动力。

对於海外台湾左派出格是服膺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人而言，邓小平的改弦更张更是个理论上的大挑战。原本的《台湾人民》这一刊物的问题意识已不足以面对此一变局，何况该刊也早在 1975 年就停刊了。许登源、顏朝明与金宝瑜等这批老左派遂在八○年代初参与保钓后新生代蔡建仁所创办的《台湾思潮》，一起主导这份新刊物的议题与方向，并撰述多篇论文与评论。这本由洛杉磯的蔡建仁负责编辑与发行的新刊物在 1981 年 5 月创刊，共发行了除腳臭產品,八期，最后一期出版於 1984 年 4 月。这份理论刊物不只在探讨台湾社会的演变，因应美丽岛事件后的新场所场面，也要来面对后文革的大陆变局，面对中国大陆是否走资的问题，以及第三世界革命路子的问题。

台湾原本不分统独的党外民主勾当，在美丽岛事件后垂垂转化成以亲美台独派為主流的勾当。在台湾被禁刊的《美丽岛》杂誌移到洛杉磯来发行《美丽岛週报》，由那时羈留美国的许信良於 1980 年 8 月创刊，先后找来陈婉真、孙庆餘、陈芳明等人负责编辑（邱义仁在 1982 年回台路过南加州时曾参与其中）。当时在洛杉磯的蔡建仁、顏朝明等人曾以延续《美丽岛》杂誌包容统独的精神帮忙寻找房舍，参与创刊与编辑。但究竟结果因路线不和，不容於右派台独的主流派而退出。这份台湾民主勾当的海外宣传刊物遂沦為右派「台湾民族论」的吹鼓手，成了海外台湾人的当道辞吐。

因此《台湾思潮》的创办也是要来处理 1979 年底美丽岛事件后，台湾民主勾当的统独变局檯面化的新局。这是对海外台湾左派的此外一个挑战，原来在六○、七○年代，台湾的问题著重在左右之分（「右」指国民党，「左」指民主派），统独只是《台湾人民》内部争议。海外左派根底上支持岛内民主运动，认為先要举办民主革命，如今却要来面对台湾民族论兴起的问题，面对勾当上的统独问题了。这是《台湾思潮》创刊的重大背景。

在狡计以阶级分析与第三世界视野来超越狭义的统独骗局上，许登源用何青与弯弓為笔名写了题為〈对台湾社会阶级分析的一些看法〉的一系列文章。这组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分析台湾社会，為这个台湾的统独变局供应阶级分析的理论底子。而顏朝明则以王茂盛為笔名写了〈从革命观点看台湾製造业就业人口的蜕变〉与〈从革命观点看当代台湾就业人口〉等数篇文章，探讨 20 世纪台湾现代化下產业工人的组成与发展，也构成一组重要论文。

《台湾思潮》也要来面对与处理中国大陆文革竣过后的左右变局，例如许登源以弯弓為笔名写的一篇〈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对当前中国经济理论若干问题的批判〉，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拔擢的经历和理论加以探讨和批评。

对於第三世界革命路子的问题，《台湾思潮》也用了不少篇幅在谈判「依赖理论」及相关问题，陈玉璽（笔名王春根）与金宝瑜（笔名钟望如）都加入这场论辩。此外，这份刊物也投入篇幅探讨左翼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等议题，并发掘光復前的台湾左翼勾当歷史，试图重新连结这个传承。

相较於《台湾人民》这一刊物的参与者是六 ○ 年代的台湾留学生，《台湾思潮》则有受到保钓勾当影响而在七○到八○年代来到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加入。以台湾风靡的「年级」说法，又可说是海外台湾左派「二、三年级」到「三、四年级」的传承。蔡建仁是在七○年代中后期来到美国，他在创办《台湾思潮》之前就已在洛杉磯活动数年，那时王义雄／张梅梅夫妇、顏朝明等人也先后来到这裡。七○年代末，蔡建仁先在洛杉磯聚集了这一批海外左翼力量，包括六○年代的老左派与七○年代的老保钓如顏朝明（老李）、王义雄／张梅梅夫妇、曾宗伟、罗小如、Philip Chen、刘克非等，及从美国各地转到洛杉磯读书或就业的留学生如纪欣、井迎瑞等。八○年代初，他们以此為底子，加上东部的许登源夫妇与金宝瑜，大家按月捐款支助创办了《台湾思潮》，由蔡建仁负责主编，纪欣与张梅梅先后担任总务。他们并积极教导刚来美国的新一代台湾留学生，包括来到洛杉磯读电影系的王介安、焦雄屏等人，為他们举办过无数次的读书会及电影欣赏会（观赏评论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的台湾新电影，和大陆与第三世界电影），少则八、九人，多到数十人，影响涵盖南北加州。八○年代的洛杉磯就因為他的积极活动而成為海外台湾左派的一个重要据点。

当时成露茜已在洛杉磯加州大学创建亚裔民族研讨中心。她当然著重在美国华裔／亚裔社区的事变，但一贯与蔡建仁保持慎密密切联繫，她的学生王振寰则经常参加洛杉磯据点的活动。蔡建仁又在全美国到处串联，将各地台湾左翼人士联繫起来，并找来参加读书会。此外洛杉磯的这一群人也费了不少精力去联繫赐顾光顾流寓大洛杉磯区的日据期间台湾抗日左翼人士，像简娥、郭德金、蔡德音等前辈。这些人都已是垂暮之年，但就像杨逵在一九七○年代初年在台湾復出那样，代表著两个世代的重逢。

八○年代由於党外民主勾当的衝击，台湾社会开始鬆绑，遂有不少留学生在洛杉磯的这个海外台湾左派据点的啟发与影响下，在解严之前就回到台湾，如王介安与吴正桓。此外从这裡也经常有人回台如纪欣等，回台接触异议人士，探望捐助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家属，并支援参与各次选举的台湾党外人士和刚萌芽的劳工勾当组织劳支会。口耳相传下，洛杉磯据点於是成了台湾社会与政治运动人士到美国访谒时必经之落脚处，罗小如、纪欣与王义雄等人的家就成了接待中心，先后接待过陈映真、郭吉仁、蔡仁坚、汪立峡、莫那能等人，和美丽岛事件坐牢出狱者如张富忠、陈忠信、王拓等人。苏庆黎於八○年代在美国东岸进修期间也曾数度来此长住，成為岛内与海外左派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繫。狠多台湾议题的谈判，像原住民问题，也经由这个联繫而分离到海外华人留学生圈与相关刊物。

在 1987 年解严之前的这段期间，洛杉磯据点所组织的无数读书会中最重要的乃是《成本论》读书会。这主若是為了因应七○年代末期中国大陆的变局和西方新马理论的风靡，所带来海外台湾左派在理论上面临的坚苦。蔡建仁认為大家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原典，出格是这部对成本主义终极分析与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极峰之作，来从新学起。1981 年开始顏朝明就曾為大家讲解左翼理论，接著在 1983 年开办的《成本论》读书会每次约有一星期左右的时间，成员来自全美各地已就业或还在求学的，也有从台湾远道而来的政治与社会勾当活跃分子如汪立峡等。开始时曾在东部华府叶芸芸家开办，招来美国东部的留学生，后来就首要在洛杉磯开班。而远在纽约的许登源、底特律的金宝瑜和近在洛杉磯的顏朝明几位六○年代台湾老左派则来带头帮手大家深造。这个《成本论》读书会切当狠有助於参加者在左翼理论上的深化，以及此后的持续集结，可谓影响深远。

基於台湾左派勾当必须自我培力的信念，蔡建仁一贯鼓舞鼓励并谋略同志回台发展群眾组织，推动工人勾当与农民勾当，参与各个战线的奋斗。而羈留海外不克回台的人则出钱出力来支援台湾岛内的发展。於是乃有解严今后回到台湾的这些与洛杉磯据点有关係的人曾被冠以 LA 派之名。此外纽约的许登源、陈妙惠夫妇那裡也是一个重心。他们所积极参与的《台湾人民》刊物在七○年代中期由於形式变化而退场（其中方向台独的部分人士接续办了《台湾革命》、《台湾时代》等刊物），八○年代开始许登源遂与蔡建仁合作办了《台湾思潮》来面对新的形式。同时许登源夫妇继续以其一贯立场与台湾同乡会和台独左派如洪哲胜等人保持著联繫，家裡的大客厅也会成為他们的互换点。但更重雙贏彩,要的是，他们家的大客厅同时也是台湾左翼或新受左翼啟蒙的留学生的会议所。许登源以其哲学的背景、理论的深度与对形式的独特见解，深深吸引了无数追求左翼理论视野的台湾留学生，不时从美国各地聚到纽约。而六○年代的海外台湾老左派如蒙韶、金宝瑜、傅伟勋等人也继续聚集在他身边，发挥狠大的影响力。在当时中共革命路线的改弦更张与台湾民主勾当的乍兴，而左翼思维一时陷入混沌的情况下，许登源成了八○年代台湾左翼留学生的理论倚靠。

五、迎接台湾解严与冷战结束

（一）解严之前台湾海外左派的集结

於是全数八○年代在美国的台湾左派就自然形成了几个首要集结点，各以纽约的许登源、华府／纽约的叶芸芸、芝加哥的林孝信和洛杉磯的蔡建仁為中心。这几此中心刚好分布在美国的东岸、中西部与西岸三个首要都会区。当然这几个大据点也只是在行动上比较突出而起率领传染感动的，其他的城市与邻近地区也有不少小据点。

例如东岸的波士顿地区本是菁英薈萃之地，自有其澎湃的进步思维，并与这些据点有著慎密密切联繫。哈佛先有龚忠武、黄维幸等人，后有夏铸九、夏林清与郑村棋等年轻一辈。

又如西岸加州的旧金山湾区本来就是激进思维与勾当的重镇，自有著一群六○年代的老左派如赵先国。他年少时被国民党拉夫当兵来到台湾，退役后移民美国，落脚旧金山湾区，在奥克兰谋齐截家电视修理店。由於他同时与社盟分子和保钓勾当都有慎密密切关係，电视修理店是狠多人路过湾区必经之地，因此在六○、七○年代左倾的台湾留学生中成了联繫各方人马的关键人物。

此外柏克莱加州大学也一贯聚集著不少追寻另类出路的台湾留学生，从六○年代起，许登源、陈妙惠、刘大任、郭松棻等人就曾在这裡热烈活动过，并成為保钓的主力。夏铸九哈佛学成回台后在一九八○年代又来到柏克莱加大进修，当时比他更年轻的学生群在柏克莱组成的箴言社成员吴永毅、王苹、丁乃非、陈光兴、郭文亮等，都曾热切参与这几个大据点的活动。

就这几个据点的代表人物的年纪而言，他们分袂是三○、四○、五○年代出生的三个年代人，但根底上都是光復后接收国民政府教导，成长於台湾五○与六○年代的战后新生代。因此更重要的是，当然有著这三个年代的年龄差距，却有著相同的成长背景，互相观念沟通不是问题。而参加到这几个据点活动的留学生也根底上是重叠的，聚集到林孝信的夏令营相濡以沫的一群人，会不才一次纽约许登源家客厅裡再次碰面，也可能接著参加洛杉磯的读书会，一起研习成本论，然后為《台湾与世界》或《台湾思潮》撰稿。1987 年 2 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吊唁研讨会」就是由纽约的《台湾与世界》、芝加哥的「台湾民主勾当支援会」和洛杉磯的《台湾思潮》共同具名合办的。又如洛杉磯年轻的王介安，他在 1985 年回台之前就曾到全美国的各个大小据点串联一番。

由於这几位带头人物积极在全美国串联，和这几个据点的各种活动与刊物，就把当时抱著第三世界肚量胸怀，不想接收美邦本钱主义的全球既定秩序，而要追寻另类出路的台湾留学生几乎一网打尽了。后来回到台湾来而继续走在追寻另类路子的这些人，狠少不曾与上述几个据点之一接触过。

（二）海外台湾左派共识的组成

在八○年代的美国，这麼一批三○年代到五○年代出生的台湾留学生有著这麼热络的互换，虽不曾组成过任何形式的行动组织，但也固结出一些基本共识。他们以有别於海外统运或右派台独的想法聚在一起，以第三世界左翼理想相标榜，自有其共同的成长背景与思维成上进程，遂在那时形成了一些配公道念，而能互相维繫，直到台湾解严的时刻。

五○、六○年代共同的成长背景是个重要的成分，在当时冷战结构的限制下，台湾的青年造反首先主若是以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形式显现，如《文星》杂誌的中西文化论战、李敖的反传统与个性解放，甚至殷海光推介的海耶克都曾在知识青年中不胫而走。成长於那个时代的叛逆青年无不受到这套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洗礼，殷海光的高徒许登源更是其中的鲜活例子，刘大任、郭松棻等人也走过这一阶段，包括笔者在内的台大哲学系事件的牵涉者更是接棒的跟从者。

青年的招架由於受到时代的限制而必须先以右翼的自由主义為其形式，可是同时发生的全球青年造反勾当却又带来了左翼的衝击，以致不论在台湾还是海外，都发生了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蜕变，经此蜕变乃有保钓运动的实践动能。

如此保钓勾当就成了串起海外台湾左派从五、六○年代的萌芽状态到七、八○年代的成长发展的居中关键事件。以保钓勾当為关头，海外台湾左派一定了从辛亥到解放的中国现代革命过程，甚至也进一步一定四九年后的革命路线，而保钓勾当就有如海外中国人的一场七○年代的五四勾当。这个五四勾当与保钓勾当所内含的中国人成份，也即是这一批海外台湾左派的基本共识。

可是虽有著中国人的成份共识，统独却一贯不是这批人的最高判準。只是在这个成份共识下，原本比较以统独之分為最高判準而又方向台独的左翼分子，或只能退出这圈子（发生在《台湾人民》期间），或就姑且搁下此议题了。但他们即使在这种不认為台独是条出路，并且也对其亲美反共的主流派完全缺乏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观念的立场举办严厉批判，但对台独的生成环境也还是抱著歷史性的理解态度。

这种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世界霸权的第三世界视野，是这些人的根底立场。

在六○年代到七○年代，中国革命路线与毛泽东思维作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勾当的标竿，曾是这些人左翼啟蒙的分缘与解放理想的首要本钱，并成為胸中的圭臬标准尺度。因此中国现代革命勾当的各阶段及其路线之争是这些人极為重要的问题意识与辩论地址，中国革命的演变遂成為他们内在思维的重要部分。例如 2007 年许登源在台湾出版的《现代辩证法》一书的封面就印著「彻底批判中共官方马克思主义」一句话，可以想见中国现代革命的进程与变化对这些人的深刻影响。

当然他们以中国人的成份接收中国现代革命歷史，并认為台湾的解放与两岸的统一是歷史的一定，但重要的是他们强调台湾因為歷史的出格性，而应有不同的、具有自己特性的解放过程。这个相对付於中国大陆的台湾歷史特殊性在於：首先它是被现代帝国主义长期殖民统治过的唯一中国省分，就是台湾割让给日本五十年，而有了有别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状态；接著就是在战后的冷战场所场面下国府严厉施行四十年的反共亲美政策，和以美国為首要市场的外销出口导向经济政策，这两项政策都极為告成，而极大地削弱了左翼活动的各种因子，也构成了缺了左眼的台湾社会，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偏见与敌意。

八○年代的海外台湾左派基於上述的这些体认，认為台湾左翼在五○年代被摧毁殆尽今后的今天，台湾人民不能只是等待祖国的解放，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重新发展自己的解放力量（今天的说法就是自我培力或给力），积极参与解放过程，才会是最理想的统一。基於这种观点，台湾即是他们的最终实践场域，台湾社会与政治的各种发展与变动就成了他们首要关怀地址。从林孝信积极支援台湾民主勾当、蔡建仁在回台前后积极介入农民运动、叶芸芸挖掘日据与光復初期的台湾歷史、许登源回台传授成本论，和解严后他们对工人勾当及其他社会勾当的戮力敦促等等事蹟，都反响出这个积极面向台湾的根底立场。

（三）台湾解严与一个海外时代的结束

实践的契机终於再次来到，1986 年底党外人士告成组成民主进步党，接著 1987 年 7 月台湾解除戒严。这是台湾进步勾当的迁徙变化点，社会与政治勾当不再犯警，报禁解除带来辞吐鬆绑，入境黑名单垂垂解禁。对於沉潜如此之久的海外台湾左派而言，这是保钓勾当今后的此外一次实践契机。其场域就在台湾，别无选择，大家遂陆续回到台湾来一展抱负了。而且八○年代在美国受到这些老左派影响的留学生，也多在八○、九○年代之交完成学业，适时回到台湾的学术界来。如此《台湾与世界》与《台湾思潮》这两份刊物的歷史任务结束，此后「海外台湾左大聯盟即時比分,派」就成了歷史名词。

固然说 1987 年的解严是海外台湾左派回到台湾举办实践的迁徙变化点，但八○ 年代也正是全球排场境界再一次酝酿变革的开始，代表保守主义的雷根当选美国总统（1981-1989），柴契尔长期执掌英国政权（1979-1990），他们重新建立了右派意识形态霸权。接著 1989 年北京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同年苏联东欧集团开始崩解，1990 年李登辉把持三月学运敦促国民党本土化，1991 年底苏联正式终结，1992 年邓小平南巡后进一步敦促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席捲中国大陆。这持续串的发展带来的是美国的独霸，和新自由主义成了全球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大陆也不能倖免。而台湾自不例外，台独思维也成了当道意识形态，全数「五年级」后的世代即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对於才回到台湾的海外左派来说，这个变化比起五、六○年代反共亲美的威权系统方式、七○年代之交兴起的亲美台独勾当，和八○年代大陆的更始开放路线，可说带来更大的挑战。

随著这个新排场境界的成形，可以看出海外台湾左派回到台湾的发展就不免有了各种分歧、迷惑、困顿与挫折，但已非本文所能详细阐述。如今又过了二十多年，全球排场境界又开始一次剧变，欧美可能陷入长期经济危机，而中国大陆竟然变成了「世界工厂」。一、二百年来西方现代化浪潮下带来的各种左的、右的「进步」思潮，在第三世界各地搅起的各种动荡与混乱，似乎走到了尽头。各种本来的现代或后现代术语与概念，似乎也失了与现实的相关性。面对新局，出路在哪？海外台湾老左派接著会如何走下去？这些问题也就非本文所能涉及了。

附记：回到台湾后的海外台湾左派素描

海外台湾左派在解严前后陆续回到台湾来，可是他们面对的却是个新而分歧的困难形式，但还是可以也许在八○、九○年代之交蓬勃发展的各种社会运动上起了不小的传染感动。首先是台湾战后第一个合法的工人政党「工党」在 1987 年底的建立，还在海外的许登源和已回台的蔡建仁、郑村棋、王耀南、王介安等人都曾积极参与建党事变，出谋划策。王耀南后来还取代苏庆黎担任工党秘书长。

后来由於工党发展上的问题，蔡建仁、郑村棋、吴永毅等人都分袂直接下到基层去发展组织，展动工人勾当。蔡建仁持续介入各种社运。夏林清和郑村棋则创建劳教中心，积极操练劳工勾当骨干，后来并开枝散叶，扩大到各种形态的劳动人民，包括性事变者、外劳、身心障碍者和其他社会勾当组织。

他们回到台湾今后最先密集接触的莫过青年学生，遂积极在学生进步社团中散布左翼理念。因此当 1990 年 3 月野百合学运起来时，郑村棋与夏铸九两人还被学生推举进到五人教授顾问团，而蔡建仁则是当时学运重要力量

「民学联」的思维啟蒙者。

王介安在解严前的 1985 年就回到台湾来，先是到处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与电影放映会，带动了一批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后又陆续参与「绿色小组」的创建、《南方》杂誌的创刊和工党的筹建。工党失败后，他转而投身记忆事变，却在 1992 年英年早逝。

解放理念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性解放」也在何春蕤、卡维波、王苹、丁乃非等人的奋斗下开展了有别於主流妇运的性／别人权勾当，二十多年来他们屡屡迎战性别议题上的各种保守反动势力。

当然这些出身知识分子的海外归来左派更不忘发行刊物。蔡建仁、夏铸九、郑村棋等人在解严后就与进步知识分子陈忠信、傅大為、钱永祥等人合作，参与主导进步学术刊物《台湾社会研讨季刊》在 1988 年的创刊。卡维波、陈光兴、舒诗伟与吴永毅等人接著积极参与到另类批判刊物《岛屿边缘》

在 1991 年的出版。蔡建仁也曾带领一批青年学生办过一份社运刊物《实践笔记》。而《台社》可以也许发行二十多年，吸收了当年以洛杉磯為集结点的诸多留学生，并屡屡提出扣紧时局演变的议题，成為台湾进步学术界与社运界的重要旗帜，也是这批人共同极力的成果。

心繫台湾多年的许登源与陈妙惠夫妇此后经常回到台湾。许登源除在政治大学客座讲授成本论外，还创建了「台湾《成本论》研讨会」，对六○、七○年代后出生的新世代传授左翼理论，直到弃世（2009 年 3 月 31 日）。他在走前一年多曾将回台后的著作、演讲与讲义集结成书，出版了《现代辩证法》一书，10 并将此书献给已经过世的老战友，书页印著「以最深奥深厚的感谢感动与激情亲切，这本书献给蒙韶，他是我走上这条路的同志」。

底特律的金宝瑜除持续地参与全球左翼勾当外，也在一九九○年代开始积极支援菲律宾的人民解放勾当（Bayan, the New Patriotic Alliance of the Philippines），并且经常回到台湾教授左翼经济学课程，莳植后进；而原本藏身洛杉磯的顏朝明则不时回来宣扬直接民主理念。

林孝信回到台湾后，除戮力推广保钓勾当的精神及其延续之外，也投身社区教导事变，曾长期担任「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常务理事，可说是持续他将左翼理论普及化的一贯精神。2003 年的二次保钓勾当与 2011 年的保钓勾当四十周年吊唁活动，都在他积极敦促下展开。他的夫人陈美霞是公卫专家，回台后於 2000 年在告成大学创建了公共卫生研讨所，并在 2003 年 SARS 风暴中敦促「公共卫生教导在社大」，后於 2007 年创建「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致力於透过社区大学将公卫教导推广到社会基层。电脑专业的刘沅在解严后回到台湾贡献所学，退休后也加入保钓精神的社会推广事变，积极参与 2011 年开始的保钓四十周年活动。在七○年代受到保钓勾当影响的还有狠多专业科研事变者，他们在解严前后也有不少人回到台湾来加入各个科研机构，提升各个范围的研讨水平。

叶芸芸经常回到台湾来继续整理出版她多年来收集的台湾歷史资料，对左翼传承在日据世代与民国世代间的断裂举办弥缝，包括苏新在内的因二二八与白色可骇而成為流亡者的口述史，和她父亲叶荣鐘师长西席的著作全集，包括狠重要的、他亲身参与其中的《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勾当史》。11 王耀南在解严前后回台从事工运。倪慧如和邹寧远夫妇在海外花了十数年的功夫到处收集资料，完成《橄欖桂冠的呼喊》一书，12 在台湾出版，介绍上个世纪三○年代志愿到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的中国人，為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留下歷史见证。《台湾与世界》的其他参与者，也都继续投身各种社会勾当，例如朱立创在纽约从事社区事变。

解严前就回到台湾的夏铸九和他的同儕与学生一起，颠覆了原本台湾的城市操持研讨，使台大构筑与城乡研讨所成為引领城乡区域改造的重镇。他们也经常是台湾各种社会勾当的前锋，出格在有关空间权利的议题上。

在北美华人学圈自成一格、极具六○年代风度的成露茜（1939-2010），於一九九○年代回到台湾，成家立业，接掌《立报》，并开办《破报》与《四方报》。她还在世新大学建立了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在台湾的学院系统方式内独具特色的「社会发展研讨所」。

陈光兴回台后开创了台湾的文化研讨范围，并奋力展开亚洲论述与运动连结，以打破台湾学界的欧美中情谊识还进一步建立了亚洲各国进步学术社群的本质联繫，以此底子发行狠受国际进步学界重视的 InterAsia 英文学术刊物。在这过程，他还接续在清华大学与交通大学创建「亚太／文化研讨室」，带动了一批新生代。

丘延亮先到香港做人类学论文田野后，回台事变不成而留在那裡，一边教书一边参与当地社运。数年前他终於回到台湾学界，并热切支持原住民与弱势团体勾当。舒诗伟先在新竹北埔蹲点，长期举办社区事变；近年来主持青芽儿永续讲解中心，致力為台湾的三农问题寻找可持续性的另类出路。纪欣先是从事妇运，创办台北市妇女新知协会，后又投身中国统一联盟，担任主席。井迎瑞回台后担任台湾电影资料馆馆长，采集抢救了将近 200 部的台语老片，后又到台南艺术大学长期敦促音像记录的研讨学程。瞿宛文致力於分开主流经济学的束厄狭隘，而从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东亚的经济发展。在八○年代留学美国期间不曾与前述团体掛上钩的赵刚，却是直接与正在办《人间》杂誌的陈映真建立关係，而在回台今后也麻利参与到海内外这些人的相关志业。这些都是其中较為显著者，其他还有英年早逝的吴正桓和狠多人也都不忘初衷，在各自的不同范围对立另类路子的追寻。

以上海外台湾左派回台后的各种奋斗，限於笔者认识，闕漏在所难免。其是非成败皆是难以一时定论，而必有其长期歷史意义，确有待於各个范围的参与者来进一步详细反思与前瞻了。

2012 月 6 月 5 日定稿

本文得以完成，必须感谢感动王义雄、金宝瑜、林孝信、纪欣、陈妙惠、陈雪梨、叶芸芸、刘大任、刘沅、罗小如及其他多位参与者供应狠多宝贵资讯。

原标题：解严之前的海外台湾左派初探

1 钓／统运资料编辑委员会编（2001）《春雷声声：保钓勾当三十周年文献选辑》，台北：人间，第 3 章、第 3 节、第 2 篇〈四一○全美中国同胞华府示威记要〉，页 351-356。

2 於梨华（1966）《又见棕櫚，又见棕櫚》，台北：皇冠；於梨华（1972）《会场现形记》，台北：志文。

3 本章所用各国留美学生统计资料来自：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c., Open Doors

(online), 。

郑鸿生（2007）〈台湾的文艺復兴年代〉，《思维》第 4 期，台北：联经。

5 刘大任於 2011 年 9 月新竹清华大学「东亚脉络下的钓鱼台：保钓精神的担任与转化」研讨会时告诉笔者。

6 海外保钓勾当的发祥请参阅：，和钓／统运资料编辑委员会（2001）《春雷声声：保钓勾当三十周年文献选辑》，台北：人间。台湾保钓运动请参阅：洪三雄（1993）《烽火杜鹃城：七 ○ 年代台大学生运动纪实》，自立晚报；与郑鸿生（2001）《青春之歌：追忆一九七○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台北：联经。

7 台大保钓勾当与哲学系事件请参阅：郑鸿生（2001）《青春之歌》，台北：联经。

8 林盛中（2009 年元月 28 日）〈与《告台湾同胞书》共成长〉，《人民日报》。

9 「刻钢版」是以钢笔尖的笔在表面涂蜡的纸──称為「蜡纸」──上刻写图文，然后在「油印机」上将油墨透过蜡纸印到纸面上。这是在电脑打字、影印机复製显现前，最便宜、最普及的印刷法子。

10 何青（2007）《现代辩证法：〈成本论〉新说》，台北：台湾成本论研讨会。

11 叶荣鐘（2000）《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勾当史》（上、下两册），台北：晨星。

12 倪慧如、邹寧远（2001）《橄欖桂冠的召唤：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 1936-1939》，台北：人间。

郑鸿生，台湾台南人，自由作家。1970年进入台湾大学。在台大就学期间曾介入台大学生保钓勾当、民主抗争与民族主义论战。 1973年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同年10月服兵役分发至绿岛，退伍后赴美国留学，改读电脑专业获电脑硕士学位，并在电脑采集公司事变。1988年回台湾，进入资策会，多年在台湾电脑业事变。1996年与妻游学澳大利亚悉尼一年，此后从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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